上海访谈 | 陈新文：我写诗是为了搭建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王国，结识才华横溢的作家他们的光芒能把我照亮

陈新文

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出版人、诗歌和书法爱好者。现为《芙蓉》杂志社长、主编兼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。是湖南省文联委员、湖南诗歌学会副会长、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、湖南省书法家协会新闻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、国家出版基金专家评委，曾入选湖南省“五个一批”人才。参与策划、编辑的图书获得过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、鲁迅文学奖等。作为诗歌爱好者，曾在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报》《绿风》等报刊、杂志发表诗歌300余首。研习书法三十余年，出碑入帖，体颜追王，风格独具，清雅可人。曾数十次参加省级以上各类展览并获奖，数十家专业书画报刊、杂志予以专题介绍。

陈新文的老家在衡阳一个叫西渡的地方，那里有一条蒸水河，是湘江的主要支流之一。衡阳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，不仅出过状元郎彭浚，还出过张大千的老师大书法家曾熙，海峡对岸的作家诗人洛夫、琼瑶、龙应台都是衡阳老乡。陈新文可以说是少年成名的诗人，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发表诗歌，大学时就上了《诗刊》。其实，除了诗人，他还有两个身份，书法家和出版人加主编。作为出版人和主编，他天天都在忙着给别人出书，看别人的作品，他自己至今还没有出过一本书，他偶尔也会冒出给自己出书的想法，这个念头却被繁忙的工作打消了。陈新文在当主编的过程中，《芙蓉》的影响力大幅提升，成为第九版北京大学核心期刊15家文学刊物之一。至于编辑与作家的关系，他认为是相互成就的过程，“当我不断地结识一个个才华横溢的他们，他们的光芒会把我照亮”。

本期焦点人物  陈新文

青年报记者  陈仓 李清川

1

人在这个世界上，

往往需要尽量精确的

时空定位来安妥身心。

青年报：我们在百度上一搜，搜出的词条很有趣，虽然有不少“陈新文”，却没有一个是你，而且关于你的信息非常少。在网络化社会，对于一个名人而言，这太过于低调了吧？你过去有没有起过笔名？你觉得名字对一个作家而言，有没有什么影响？

陈新文：我的一个朋友没事的时候给我的名字做了一个统计，说是在湖南，和我同名同姓的有38人。说明我这个名字实在比较普通。我自己的手机上就有几个和我同名同姓的朋友，有时候见面或者互相发信息既有一种亲切感，也有一种异样感。我曾和一个同名同姓的朋友开玩笑，我们是一块牌子两套人马，各行其是。网上搜索关于我的信息确实少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我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名人。

在我出生的那个村子，陈姓是小姓，但在整个中国，陈姓据说是第五大姓，排在王李张刘之后。我的名字是爷爷按家族的辈分起的。名字中的“文”字，可能也寄寓了老人家的某种希望。我第一次对自己的名字产生强烈的自豪感，是我三四岁的时候，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，每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要说，“现在开始播报新闻”，每每这个时候，就是我最兴奋的时候，我会经常大声嚷嚷，“收音机又在喊我了”。现在村里的长辈偶尔还会在我回老家时拿这个事来打趣我。

我还是比较认同心理学上的说法，名字作为一个社会符号，对一个人还是有或大或小的影响，否则中国人也不会对取名字这个事如此慎重和重视。我今天所从事的工作，也许和名字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名字的意义更是显而易见。很多人都会在写作时另取一个笔名，鲁迅先生不是有几十上百个笔名吗？

青年报：我们打听了半天，你是湖南衡阳人。你老家具体在衡阳什么地方？你能结合在那里的生活，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吗？老家至今还有哪些让你念念不忘的人物和记忆？
陈新文：我的老家在衡阳以西的一个叫西渡的地方，当地有一条蒸水河，是湘江的主要支流之一。韩愈曾经有诗：“红亭枕湘江，蒸水会其左。”以前经衡阳去往宝庆（今邵阳），即需从蒸水过渡。我就是在这条河里先呛了水，然后学会了游泳。很多年前，我找人刻过一枚闲章，上面四个字：“衡州西乡”，以示对籍贯的明确。人在这个世界上，往往需要尽量精确的时空定位来安妥身心。这也是一个人安全感的来源之一。
很小的时候，老人们一说到“天子门生”彭浚就眉飞色舞，讲他才思敏捷，到处对对子，无人能敌。长大之后才知道，那确是我们大衡阳真正的大人物，嘉庆十年的状元郎。还有王夫子王船山和彭玉麟，一个是名震海内的大哲学家，一个是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。王船山晚年著述的草堂离我出生的地方不过二十公里。对于彭玉麟，人们更津津乐道的却是他对梅姑的专一痴情和他老家的渣江米粉。还有清末民初名动海上的大书法家曾熙，他是张大千的老师。海峡对岸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家诗人洛夫、琼瑶、龙应台都是我的老乡。曾经一纸风行的长篇历史小说《曾国藩》的作者唐浩明先生，和我同在湖南出版集团工作，更是我愿意朝夕请教的家乡前辈，老人家为人处世、道德文章均是我辈楷范。

青年报：你最初的理想是不是文学？这份理想是故乡培养起来的吗？故乡对你所从事的事业至今还有哪些影响？

陈新文：说自己最初的理想是文学，可能有点拔高，至少想法是模糊的。我至今从事的出版行当，也只是和文学紧密相关而已。

小学毕业后，我以比较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重点的县一中初中班。校长说，我们要采用素质教育的教学方式来培养这些学生。听起来是不是十分时髦、非常超前？于是这两个班就成了素质教育的试验田。语文老师姓蒋，是原来高中部的名师。他第一堂课就说，以后课本就随便讲讲，主要是大家自学，现在你们每个同学家里要先去买一套《西游记》。听说要讲孙悟空打妖精，猪八戒背媳妇，所有同学都欣喜若狂，纷纷去找家里要钱。后来第一学期语文基本上就是学唐僧取经。另外蒋老师每天在黑板上抄一首唐诗，要求大家背。我现在能背许多古诗词，都是搭帮蒋老师的要求。

初二的时候换了班主任。现在想起来，虽然他主要上政治课，但骨子里绝对是个文艺青年。有一个星期一的早自习刚开始，他突然拿着一本杂志快步走到讲台前说，我准备花几个早自习的时间，给大家读一篇非常好的小说。那篇小说读了四天，我们跟着那个故事，激动了四天。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都在谈论赵蒙生、靳开来、梁三喜，并且还认识了一个不常用的汉字“靳”。那篇小说叫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作者叫李存葆。初中三年大部分时间就是这么过的。

说到文学和故乡，这个文学中经典作家们常写常新的题目，很多作家都反复表述过这个关系。前不久，中央电视台还热播过《文学的故乡》的纪录片。基于少年时代的经历，我比较认同作家刘亮程的说法，“文学写作，就是一场从家乡出发，最终抵达故乡的漫长旅程”。

青年报：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，你从中学就开始写诗了，是有名的校园诗人。你最初写诗有什么动因吗？中学的主要任务是学习，你却“不务正业”地写诗，难道和老师之间没有什么故事发生？
陈新文：高中时的某一天，我突然迷恋上了写诗。写得没日没夜，写得天昏地暗，当然也写得成绩一落千丈。有一次，在课堂上写，被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发现了，结果就是老师亲自折断了我的笔。老师下课后把我喊到办公室一顿批评，说得颇为严厉：我想看见你在大学校园写诗，而不是以后坐在田埂上写，而放的牛还把别人家的庄稼吃了。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动。

2

诗歌创作最终都是为了

搭建自己独立的

精神世界和心灵王国。

青年报：你还记得自己写的第一首诗或者发表的第一首诗吗？回过头来，你怎么评价自己那一时期的作品？

陈新文：说来挺不好意思的，第一首正式变成铅字的诗发表在《衡阳日报》上，还是我的小姨帮我推荐的，只有四行。写的是乡村傍晚放牧归家的一个日常镜头，叫《暮归》：“晚归的老牛/踩碎了那坑洼里最后一瓣黄昏/慢慢悠悠走进/小山村的瞳孔”。稿酬两元人民币，我请了十来个同学，在学校旁边的小店一人吃了一碗肉丝粉。高三第一个学期，学校的一个正值盛年的老师积劳成疾，倒在讲台下。这事给我很大的震撼，于是创作了一首诗，叫《不亡之魂》，后来发表在那时在校园里影响巨大的《中学生文学》上。我也由此结交下了全国各地众多的文朋诗友。在微信朋友圈里，我们有一个群，叫“花儿”，后来改名叫“诗与远方”。里面的群员基本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校园诗人和校园文学爱好者，大家都在《语文报》《中学生文学》等报刊、杂志上发表过作品。很多现在文坛上都颇有影响。大家通过这些群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和青春的激情。

如果现在回过头去评价一下那个时期稚嫩的作品，只有一个字：真！

青年报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离开故乡的方式，你离开的原因是上大学对吗？你上的是湖南大学中文系，这期间应该有不少文学方面的美好记忆吧？
陈新文：1987年，少年的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离开故乡去往省城上大学，火车整整哐当了五个小时。而现在高铁只需半个小时。时代以加速度的方式变化，常给人恍若隔世之感。但我当时上的不是湖南大学，而是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。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，班主任说，你不是喜欢写诗吗？就填湖南师大，师大中文系出了韩少功、何立伟等许多作家。
我上大学时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正是文学氛围十分浓厚之时。我也是带着一个瑰丽的文学梦迈进校园的。入学的第一个星期，我即在校报发表了一首写老师的诗。题目我至今还记得，叫《今天，我们讲黄河》，诗中写了一个教地理的女老师的美好形象。依稀记得其中几句：“走上讲台/你把中国升起在我们头顶／我看见/黄河从你优美的臂弯里流过/……”最后结尾：“在你幽深美丽的瞳孔/我发现黄河清澈的源头”。这首主题鲜明，切入点也还新颖独特的作品，当即引起了许多高年级诗友的关注，师大朝暾文学社的“诗兄”们立马招我入社。大学的诗生活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开始了。当时一大批极有才华的师兄兼“诗兄”，整日在一起围着一盘臭豆腐切磋畅论诗歌，极是痛快。
大学期间，我还是比较勤奋的。《诗刊》、《诗歌报》、《飞天》、《绿风》、《湖南文学》、、《湖南日报》等报刊均有发表。特别是《飞天》杂志的“大学生诗苑”，是我们当时神往的圣地，上一次刊哪怕是几行，就等于是在江湖上确立了一个“校园诗人”的身份。而我运气不错，竟一次发表了两首。你可想见当时的得意和喜悦。

青年报：不管怎么说，毕竟是从湖南到湖南，你有没有大移民时代的那种乡愁感？作为一个诗人，应该对远方充满着好奇，你有没有向往过外边的世界？

陈新文：其实我当时是想走出湖南，希望能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的，以至于在眼镜架左边还刻了“武汉大学”几个字来督促自己。到了湖南师大之后，那副眼镜也不好意思再戴了。四年学习下来，我认为师大不比其他任何一所大学逊色。毕业之时，我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《师大在我诗中》，充满了深深的感念。

青年报：你现在的诗歌创作有没有特别关注的题材？如果挑一首，就挑一首，作为传世诗歌，你选择的是哪一首？你觉得诗歌要想传世，必须具备什么元素？
陈新文：我一直觉得，诗歌其实是一个人对自己精神生活的建构。正如布罗茨基所言，诗的写作是在一种更高力量的驱使下进行的。无论是对哪种题材的关注，其实最终都是为了搭建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王国。断断续续写了这么多年，回过头检视，确实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，传世更不可能。如果硬要拿出一首，我觉得前面提到的发表在《飞天》的“大学生诗苑”上的那首《宽背高大的椅子》，是一个少年在成年之后对生命传承的思考，有点特别的意义。我把它录在这里，供大家一读：“往这把宽背高大的椅子中一坐/便有一个下午甚至更长的时间/在茶杯中被泡成酽酽的夜色/被我悠悠喝下去/再吐出来/模远近近的人群和记忆/我怎么也想不起来/是哪些闪着威严和蔼光泽的名字/曾这样正襟危坐如我/慢慢品完苦涩而醇厚的一生//这椅子是祖先留下的背影/苍凉而滞重/光滑的椅背/十分自然地呈半圆形舒展/围成一种肃穆神秘的氛围//此刻坐在祖先背影里的人是我/在窗外一片树叶代替另一片树叶的过程中/我的形象慢慢取代了父亲”。

青年报：你们那时候，能考上大学非常了不起，毕业的时候应该有很多选择,你为什么没有去机关，而选择了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当编辑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随着文学越来越不景气，编辑这个职业也越来越边缘，你对这种选择后悔吗？是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坚守到现在的？

陈新文：毕业时确实选择比较多，大概有七八个单位。有机关，有学校，也有企业。当时有一家现在不得了的大型国企，点名要我去，我思考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因为到出版社工作，还是最契合自己的心愿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意吧。这些年社会各方面发生了一日千里、天翻地覆的变化，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，编辑这个职业貌似有边缘化的迹象，但我觉得，作为泥沙俱下的时代中一个筛选关口，它其实是越来越重要了。所以我倒是没什么后悔的想法。编辑于我来说，是一个职业跟情怀兼顾的工作。它既是个技术活计，又是个创意行当，很值得让人投入一生。

青年报：你作为一个出版人，整天都在忙着给别人出书，我们查了一下，非常奇怪的是，你自己却鲜有著作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其实读者挺期待的，你未来有出书的计划吗？
陈新文：其实偶尔也会冒出给自己出书的想法，自己的创作也够一两本书，但这个念头每每都在工作中被打消。我们给每一个作者出书，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报印数，大部分时候，我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那种来自市场的真切的沮丧感。我们有十四亿的人口基数，大部分出版物却只有三五千的印数。我一直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，中国传统中，为什么凡是和文化相关的字词的发音都很消极？比如说，书、笔、电脑、碟，大家仔细琢磨一下，他们的谐音都不太受待见。这也许就是文化的宿命吧。以后我可能还是会出一两个小册子，算是对自己的交代。

青年报：你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接任《芙蓉》杂志主编的？你感觉当主编和从前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？你第一次到编辑部与最近一次到编辑部上班，分别都干了些什么？这两次的心情有什么变与不变的东西？

陈新文：《芙蓉》杂志原来一直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直属的杂志，就像《花城》《十月》杂志与出版社的关系一样。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我们出版集团一直很重视杂志的发展，就在2019年把杂志升格成了集团的子公司，同时我跟着就接任了主编。说实话，压力挺大。第一次到编辑部就是找人谈话，最近一次则是国庆前夕我们杂志搬进了新的办公区，气象为之一新。

青年报：《芙蓉》杂志创办于1980年，至今已经四十余年了。据你了解到的情况，当初为什么要取名《芙蓉》？芙蓉是荷花的别称，荷花的性情和杂志的定位有没有什么联系？
陈新文：我们杂志的刊名可能来自毛泽东同志那句著名的诗句：“芙蓉国里尽朝晖”。芙蓉是指盛产于湖南的木芙蓉花。不过我和你一样，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同样遍布于三湘四水的荷花、莲花。周敦颐在我们湖南写的《爱莲说》早就为此做了很好的注解。所谓纯文学，应该就是这个样子。记得杂志一百期的时候，黄永玉先生也是特地画了一张荷花以示祝贺。

3

我不断地结识一个个

才华横溢的作者，

他们的光芒把我照亮。 

青年报：我们发现，你任主编以后，你们的作者阵容变得强大起来，比如最近一期亮相的，几乎全是当下最具活力、最有创作实力的作家。这些稿件应该是约来的吧？约来的稿件不适合，再退稿是不是挺尴尬的？

陈新文：《芙蓉》的稿件和别的文学期刊一样，由约稿和自由来稿组成，以约稿为主。我们基本按照自己的办刊风格和特点去寻找相应作家约稿，如果约来的不合刊物要求，也会合理合情退稿。现在刊物和作者的关系非常融洽，许多作者包括名家，对退稿基本予以理解支持，因为《芙蓉》不合适，还有很多刊物合适。只要及时退稿，说明原因，不存在所说的尴尬，通过作者和刊物的互相努力，两者的关系，已经越来越良性。有些编辑们不好退的稿子，就由我来“得罪”人。

青年报：《芙蓉》挺受青年作家看重的，对于名作家和文学新人，你们最看重的是什么？这么多年，有哪些作家从你们那里走上了成名成家的道路？
陈新文：《芙蓉》始终坚持质量第一、名家新人兼顾的办刊原则。我们注重作品是否积极关注当下、深入文学现场。《芙蓉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就一直注重对文学新人的扶持，并把扶持新人比例当作年底绩效考核指标。我们曾经推出了现在文学湘军的中坚群体——“湘军五少将”：马笑泉、沈念、田耳、谢宗玉、于怀岸；目前活跃在文坛的很多青年作家，比如田耳、双雪涛等，都是从《芙蓉》出发再抵达一个又一个高峰；近年比较活跃的90后小说家，王占黑处女作就是《芙蓉》首发，然后再在“90后”栏目推出她的小辑，刊发《空响炮》等小说。对于作家，我们始终一视同仁，抱着大海捞针的心态，发现新人的优稿比约到名家的作品还要兴奋；作为杂志，我们始终是作家的坚强后盾，并为他们的成名成家骄傲！

青年报：在与各种各样的作家打交道的过程中，应该有很多花絮或者佳话，你给我们讲几个对作者有参考意义的例子吧。

陈新文：我在做编辑的时候，碰到过用箩筐挑一担作品来投稿的，也遇到过拿着一部厚厚的稿件要求你停下手中的工作马上帮他看的。还有把工夫花在作品外的。以前我们省报副刊有个男编辑，因为名字比较女性化，据说经常收到作者寄赠的花裙子。不过编辑是一个和作者互相成就的职业，可以第一时间读到别人读不到的佳作，可以结交无数生动有趣、重情仗义的创作者。当我不断地结识一个个才华横溢的他们，他们的光芒会把我照亮。其中的一些人，甚至会变成你生命中极其重要和珍贵的朋友。

现在文学期刊不易，大家一起坚守，抱团取暖，发现优秀的文学作品，实为刊物和办刊人之幸！我们目前正在筹备“芙蓉文学奖”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

青年报：有几个要素可以从侧面证明刊物的影响力，第九版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公布，你们成为15家中文期刊之一。其实，同时入选的很多著名杂志，比如《收获》《花城》《钟山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，都是依靠国家扶持生存下来的，而且稿费都非常高，你们的情况怎么样？
陈新文：《芙蓉》再次入选北大核心期刊目录，说明这两年的努力初见成效，刊物品牌得到持续巩固，这对于一本地方刊物非常不易。《芙蓉》的稿费大约是500至1000元每千字。这个稿酬标准，在全国文学期刊属于中上水平。个人觉得稿费和作者支持没有绝对联系，虽然稿费高点，作者的支持可能性会大一点，但目前很多稿费不占优势的刊物，作者阵容和作品质量也不错。稿费高一点，是对作者劳动的尊重，稿费低一点，许多作者也非常理解。作者把优秀稿件交给刊物，最看重的还是刊物的品牌和编辑的口碑，以《芙蓉》的经验，大部分作者愿意把作品交给自己信任的刊物和编辑。文学是人生的底色和浸润人心的精神食粮，文学期刊是大家为数不多的阵地，在大家共同的理解和努力下，我们期待文学期刊进入下一个春天。

青年报：受新媒体的冲击，许多纸媒纷纷关停，你觉得纸质的文学期刊会消亡吗？《芙蓉》有没有什么应对之策？

陈新文：必须承认，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。但边缘化并不是消失。只要地球上还有人，只要人类还需要精神空间，文学就不会消亡。文学不消失，期刊就不会消失。边缘化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存在。边缘化有利于旁观，有益于思考，有利于沉淀。真正的文学是一种远距离的审美和创造。包括时间和空间的距离。

从甲骨、竹简到羊皮，几千年尝试下来，真正的文学找到了纸张这个最为契合的载体。数字化下的新媒体、新媒介更便捷，但不适配于需要深度阅读的严肃文学。真正文学的阅读，还是在纸上最有感觉。很多电子阅读器包括kindle的广告还是说它们无限接近纸书。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，人类进化到今天，一直是通过反射光观察事物，远远没有适应通过直射光来看东西。青少年因为屏幕接触太多而导致近视率越来越高就是明证，以至于教育部要明令不准带手机进教室。

但我们必须借力数字化拓展纸刊的边界，利用好多媒介传播和快速传播、即时反馈。传统纸媒和新媒体融合发展，已经是摆在面前的必由之路。我们专门成立了营销推广部，运营杂志微信号与视频号，将杂志作品数字化，强化电子书和有声书的推广，形成多媒体矩阵。杂志视频号短短几个月已经好几篇十万加，效果还不错。

青年报：你的第三个身份是书法家，你开始练书法的年龄很小吧？
陈新文：我的父亲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字写得非常好，属于乡村书法家。我的确是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受父亲的影响，跟着练字。先是拿薄纸蒙写各种报头，后来就不断地临帖，从颜柳的楷书开始，到汉隶、魏碑、钟鼎铭文等等，各种碑帖，临得比较杂，以至于现在呈现了一种杂糅的风格。

青年报：我们欣赏不了书法，同一幅书法作品，每个人的审美不同，恐怕都有不同的评价，你觉得是不是和文学一样， 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或者叫标准？

陈新文：欣赏书法和欣赏其他艺术品一样，对于一般大众而言，套用一句流行语，就是主要看气质，如同欣赏美人。

青年报：在过去，书法是人们必需具备的一门手艺，写文章啊，写信啊，香堂和对联啊，家里装饰啊，生活中处处都有书法的存在。但现在是网络化社会，你觉得书法会不会从日常生活中消失？
陈新文：书法最初的确是大量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，才得以存续并成为一门独立艺术。丰子恺在《艺术的园地》中将书法列为“第一境”。他赞扬书法“是最高的艺术”。既然是一门艺术，它必定和人的情感、审美紧紧相连。另外我个人还有一重理解，我们所知的多种艺术形式，比如绘画、建筑、音乐等，这些都可以修改。唯有书法，不可修改，不可逆，它的线条像时间在三维空间里飞舞前行，不能回头。是不是特别像人生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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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林荟萃

审稿：梁文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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